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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我参加完小学长初中的考试后，我那个爱捣鼓生意的小舅舅，已经接替了外公在供销社上班，当时他夸下海口，说只要我能考上初中，就给我买一辆自行车，结果我真考上了，成绩还不错，小舅舅却食言了，并没有兑现诺言。

不过父母作主，给我买了辆崭新的“飞鸽”牌自行车，同时也给姐姐买了一辆。从小到大似乎都是这样，考虑到我了才会考虑到姐姐，不过父母还是公平的，只有我有姐姐一样也会有。

这辆“飞鸽”牌自行车，伴随我度过了整个初中生活，后来又伴随我度过三年的高中生活，加上初中休学的一年，前前后后在我身边伴随了七年。

姐姐比我早一年考上初中，没有自行车的一年，她平时就在学校寄宿。那时候国家是一周五天半的作息制度，等到父亲空暇了，到周六的下午用自行车将她接回，周日的下午又送去学校，如果没有空暇，就托人给姐姐带去米和菜。

我考上初中时，父亲还没有落实政策，依然是民办老师身份，在小学当校长。和姐姐一样，最初上的也是会埠中学，在学校住宿。

大约上了半个学期，父亲就落实了政策，正式成为一名有国家编制的教师，被分配到邻近的澡下中学教书，随后我和姐姐就办理了转学，跟着父亲到了澡下中学学习。

大约也就在上初中那一年，公社不再叫公社而是改称为乡，生产大队、生产队也改称为村和组。大约到九十年代，又开始撤乡并镇，许多乡都改称为镇，只有少数一两个仍然称乡，农场的叫法则没变，依然被称作某某垦殖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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