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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延定久在江南经略，而江南又最重商业。

虽是资本主义萌芽不久，但他却已看到若干年后的弊端，想要设法解决。

但这简直就是在要赵德昭的命：“杨大人，如今社稷承平，家国富强，倘突然变革课以重税，令社稷动荡，你可是要负责的。”

杨延定淡淡到：“为了社稷长治久安，小小的动荡算得了什么？”

“小小的动荡？”赵德昭冷冷到：“千里之堤溃于蚁穴，况社稷本平稳，你又何必折腾。”

“臣记得皇上曾有圣训，”杨延定说到：“倘能造福子孙后代，咱们这一代人辛苦一些又算得了什么。”

“如果能让社稷千秋万代，后世子孙平安幸福，咱们动荡一下又有什么。”

杨延定不是科举出身，不论说话办事还是，没有那种儒生的酸腐气。

久居江南，思维和思想也更开阔一些。

柴宗训很喜欢这样的思想，但他对增加重税还有疑虑，因为几千年来的问题，难道一个加税就能解决？

“二郎，关于征税方面，如何征，又如何使用，你有没有具体的措施？”

“回皇上，”杨延定说到：“此事在臣心中盘桓已有数年。”

“首先，征税须专门成立一个衙门，由内阁专门引导。”

“其次，须得麻烦慕容郡公制定新的税法，由此税法，培养一批新的税吏。”

“然后再制定征税档次，起征点介乎于中低收入之间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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