庆历九年和庆历十年，是整个北宋过的最好，也最舒心的时间，财政收入的大幅度的上升，社会矛盾的显著解决，北宋政坛和社会都非常稳定，民众们情绪也心态，也很平稳。

要知道，之前，为官一任，还要担心，穷人吃不起饭，或者是有什么灾害了怎么办，现在，只要有人过不下去，一张车票，甚至是到官府这里报一下名，就可以有一张前往定海军的车票，最少说，不会活不下去。

同时，大量人口的减少，也减轻了社会矛盾，特别工商业的出现，让地主们有了新的投资方向，投资到工厂，甚至是铁路，所取得的收益，远比在土地里面来的多，富豪和贵族家庭，除了必要，也不会选择土地兼并，一方面，降低了北宋土地的价格，另外一方面，也减少了社会矛盾。

财政收入的增长，不但让中枢手头宽裕了，也同时，让一些赋税的降低，比如说，千年没有调整的农业税，开始调整了，不是说减免，而是种植补贴，让真正种地的人，获得好处的。

看起来一切向好，甚至还从定海军学到了很多东西，一旦100个工厂投入使用，这些工厂培训的人员，还有从定海军返回的人员，一定能够让北宋的工业，再攀升一个台阶。

可是，祸兮福所倚，福兮祸所伏，在北宋的财政收入迈向巅峰，各方面都有长足的发展的时候，灭亡的危机，已经定下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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